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的“三顾茅庐”

本期内容

一、唐代的景教

基督教第一次和古代中国发生接触，是景教在唐代传入中国。景教，实际上是早期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该派别因宣扬“二性二位”说而被431年召开的以弗所宗教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Ephesus）判为异端；其信徒大都迁往波斯。到七世纪初，面对阿拉伯帝国对波斯的武力进犯，聂斯托利派出于护教目的，决定派教士赴他国传教，中国就是其中重要目的地之一。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人阿罗本携经卷来到中国觐见唐太宗；皇帝命其留在长安，翻译经卷，并时常询问他一些宗教问题；为使本教派在中国得到接受，阿罗本等聂斯托里派信徒取“景”字“大而光明”之意，称自己信仰的宗教为“景教”。这一事件标志着景教传入中国。

（以弗所宗教会议）

除将教名改称“景教”外，这些来华的景教教士还努力使景教“中国化”：如仿效佛教做法，将原本基督教中的圣徒都称为“法王”，耶稣基督则被称为“景通法王”；并且还请汉人文士参与教内事务。从初唐到中唐，景教一直受到唐代帝王的礼遇优待。太宗准许景教在中国建寺译经，并下旨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下旨令其他州道建立景寺；玄宗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的画像供奉在长安景寺中，并请教士在兴庆宫做法事，还亲自为景寺题名；肃宗派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时，军中有很多少数民族军士信奉景教，于是平叛后，肃宗下旨在灵武五郡重建景寺；代宗则在自己生日时，赐“天香（香火）御馔”给景教教士。有中国帝王的支持，是景教在唐代得以立足扎根最重要的因素：而唐代帝王之所以支持景教，首要原因就是希望利用景教来怀柔境内的少数民族，这对唐代的边疆安宁意义重大。另外，来华的景教教士还能向李唐皇室进献一些国外的贵重奢侈品，如此也能博得皇帝们的欢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然而失去中国帝王支持的一天还是来临：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殃及景教，使其受到惨重打击。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在灭佛诏令中称：“……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逆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由于景教只为巩固自身在华势力，保存延续聂斯托利派的教统，只与皇室亲贵接触；除在唐代其他西北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中发展教徒外，并未进行过大规模传教活动，几乎没有汉人普通信徒。也就是说，唐代的景教并未进入中国传统社会；遭到皇帝打压后，自此一蹶不振，逐渐在中原地区消失，只在西北边陲一些少数民族信徒中还有残存势力。至此，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的第一次传播结束。

二、元代的天主教和景教

元代时，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建立起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在其疆域内，中原同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地区的交流往来变得空前便利。于是，在唐末仍然信奉景教的西北各少数民族（此时已成为蒙古各部）大量进入中原地区，景教再一次开始流传。同时，由于蒙元帝国的威势已经远达欧洲，罗马天主教廷也因此第一次同中国发生了接触。公元1289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教皇尼古拉四世（Nicolas IV）派方济各会修士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来华传教。孟高维诺于1294年到达元大都，并在大都建立起一座天主教堂，进行传教活动。

（尼古拉四世和孟高维诺）

蒙元帝王对于景教和天主教十分重视，将天主教徒称为“也里可温”（蒙古语“福缘之人”音译），并给予优待。成吉思汗在与敌军开战前常命“回教徒和基督教徒进行占卜”，且成吉思汗本人和黄金家族很多成员也都信仰基督教。忽必烈对孟高维诺来大都传教非常支持，并从此保持元廷与罗马教廷的书信来往；还设立了专门管理“也里可温”的宗教管理机构——崇福司，到复活节等宗教节日时，忽必烈还要同在大都的基督教徒一同庆祝，并施以隆重的礼节。不过与唐代不同的是，元代统治者对天主教的礼遇很大程度出于盲目性，忽必烈曾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个伟大，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护我。”这与蒙古族在建立元帝国之前生产力低下，崇拜自然力量的多神信仰倾向有关。

宗教宽容

虽然元代对景教的支持程度大于唐代，且其信徒数量也大为增多，但景教依然没能进入中国传统社会；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没有任何关系。当然，这也与贯穿元代的民族隔离和歧视政策有很大关系。首次传入中国的天主教，虽然倍受蒙元皇室的礼遇崇信，但它毕竟与蒙古文化缺乏共同契合点，而且还与景教之间还存在矛盾：天主教会坚持罗马教廷的意旨，认为景教（聂斯托里派）是异端；而景教出于维护自身势力考虑，曾阻挠罗马教廷派孟高维诺来华传教。两派间的矛盾贯穿整个元代，妨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稳固和发展。

元朝灭亡后，由于景教和天主教在华信徒大多为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便纷纷跟随蒙元残余势力退至塞外；同时，绝大部分景教教徒最终皈依了天主教，于是景教完全消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中原地区，基督教第二次与古代中国接触带来的影响也就此完全消失。

三、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播

基督教与古代中国的第三次接触，是以新航路开辟、西欧殖民势力在东方扩张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由于当时明代厉行海禁，使很多传教活动无果而终。直到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澳门踏上中国土地，开始在华传教，标志着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第三次传播的开始。

此次来华的西欧天主教士依然努力和中国皇室保持密切关系。利玛窦来华后，曾向万历皇帝进献西洋钟表、乐器和舆图，得皇帝准许居住并葬在京城。清朝入关后，满洲亲贵也不排斥基督教。顺治年间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Bell）深受顺治帝的敬重和信赖，被封为“通玄教师”；在担任钦天监监正期间，他引入欧洲历法，制定《时宪历》颁行全国使用。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dinand Verbiest）接任钦天监监正，在任期间他改进火炮，并绘制出中国第一幅精准详细的《坤舆全图》；南怀仁死后，康熙帝为表彰他生前所做贡献，赐其谥号“勤敏”，这在西欧传教士中是首例。

（汤若望与南怀仁）

和前两次基督教入华过程不同的是，为了在中国真正实现传教目的，自利玛窦开始，几代西欧传教士都致力于将天主教的方方面面“中国化”。比如，他们在坚持天主教的出世思想和信仰主义的前提下，将天主教与中国传统儒学相混合：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摘出与天主教相似的词句、段落，用以说明两者在精神上相互契合，证明儒家思想与天主教教义如出一辙。除此之外，这些传教士还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结交士大夫和权贵，取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在传教士们的努力下，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实现了真正意义的传播：信徒众多，其中既有皇亲贵族或达官显贵，也有文人士大夫和广大平民百姓；而且他们还培养出了第一批中国本土的传教士。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将西方文艺复兴后在数学、历法、地理、天文等方面取得的先进科学成果传入中国，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翻译介绍到西方，由此中西文化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得以碰撞交流。

（坤舆全图）

尽管传教士们“中国化”的传教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但罗马教廷对此却表示坚决反对。教皇多次遣使来华，态度强硬地宣布敕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这引起了皇帝的强烈不满。于是在康熙末年，清政府第一次发布了“禁教令”：传教士不得在华进行传教活动，只有少数可以留在朝廷任职；这一禁令之后在雍正、乾隆年间得到贯彻。由于此次基督教与古代中国的接触恰逢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空前强化的时期；任何与统治阶层意旨矛盾的行为都会遭到比唐、元时更严重的打击。在清廷看来，教皇对中国教徒颁布的敕令，既是对中华文化根基的挑战，也是对皇帝统治的根本反叛。于是，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清廷严厉的“逐客令”之下被迫终止。这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在留华传教士的作用下还在进行；然而由于统治者好恶的转变，以及闭关锁国程度的不断加深，这样的文化交流也大约在19世纪前夜逐渐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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